然而，由于难以约束村干部的横征暴敛、中饱私囊、敲诈勒索，提取的资源被他们消耗，造成基层政权内卷化。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既是促进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的有力保障，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超越司法和执法的具体领域，放眼中国共产党探索法治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不断探索法治、规划法治，深刻总结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最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直接说，国家能力就是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透明的执法能力。但论开气之先，创建学术话语平台，似仍是《送法下乡》。后来，基层法律服务所实行市场化改革，进行收费服务，城市的律师服务也向乡村有所延伸。这在执法领域体现得比司法领域更加淋漓尽致。第三编考察中国基层司法中的各类法律人及其司法功能，包括那些常常不被视为法律人的非专业群体。
其中，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变得日常化，意味着司法过程所需要的证据更容易被获取，权利义务的明确界定越来越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年轻一代几乎不再眷恋农村，村庄呈现出生活面向的城市化、人际关系的理性化、社会关联的非共同体化、内生性权威的衰弱化等特征——这构成了法律实践的社会基础。此类广义的（复数的）法学有时不过是幼稚的法学的另一种表达而已，而幼稚的法学可能仅仅属于其他科学、学问或知识的附庸，它们不可能完成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所应担当的使命。
应当看到，法学是一门以问题-决定为中心、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上形成的实在法秩序为基础、采取诠释-评价的论证方式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解决法律问题）的（实践）规范性诠释科学，它有自己的知识与真理的鉴别标准，法学真理的获得是从意见不断向知识或真理的梯度上升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一些法学的外部观察者或爱好者通常可能出于好奇而提出如下一类问题：到底什么东西吸引着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法学家，甚至有时候连那些伟大的思想者亦甘愿舍弃他们对其他学科领域知识的关切，而投身于法学事业？在法学领域，法学家区别于其他学问家的知识兴趣是什么？凭什么可以说，对一个看起来相同的对象（比如，法律）所开展的研究，有些被认为是法学的，另一些却不能被看作是法学的？其间的差别和判准是什么？ 为此，我们有必要审察法学家们研究法学这门学问的知识兴趣，以便识别和区分所谓广义的法学（即，不区分知识类别和知识兴趣的一切有关法律现象的研究）和狭义的（适当意义的）法学法学之外的法学和法学之内的法学以及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之差异，进而就何谓法学之问题达成相对一致的看法。相应地，所谓法理，实际上是指法律规整或法律规范规定的待处理事项（尤其是事项处理的行为构成要件结构和法律后果之要素结构）内嵌的根据，即，法律内在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这些现象完全可以成为不同学科（经济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的研究对象，而且上述学科研究的知识兴趣可能是大相径庭的，但又可以说它们相互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但我们切不要把法教义学这个词看作是某一民族法律文化（比如，德国法律文化）上的特定用语，它其实是一切（国家）着眼于处理法律事项（法律问题）、采取诠释—评价方式来寻找法理的法学之代名词。不过，自公元235年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被叛军所杀，古罗马法学家们之精湛的法学技艺突然毫无征兆地衰落了，而且，随着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罗马人的法学技艺进一步遭到日耳曼部族摈弃，乃至在西欧地区几乎濒于失传。
然而，近代以来的这一波所谓法学的科学化努力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由罗马法传统继受而来的法学（尤其是私法教义学）模式之知识性质、理论品格和目标追求。简短的结语 在即将结束本文之际，笔者想强调这样一点：本文没有以法学的科学性而以法学的科学性问题作为论题，更多地是想展现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所涉及的观察视角、对象识别、知识类型以及建立法律科学体系和范式的可能规准。倘若再深入一点去观察法学家们的专业工作，就可以看出，真正吸引法学家之知识（认识）兴趣的绝非是看似枯燥的法律条文本身，而是形形色色、变化莫测的现实法律生活以及从这些生活中不断涌现的复杂法律难题：法学家有时看似了无趣味地钻研有效（现行）的法律规定（解释法条），不如说，他们更多地是在借助有效（现行）的法律规定（法条）这样一个（观察）平台（一个有特别限定的视域）来认识和处理待决的事项或问题，从他们认为法学上正确（视其为真）的方式来寻找解决这些事项或问题的理性判断根据。故此，法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能够像其他科学一样申明自身所表达的各种规范性主张（意见、观点）的真理性。
当然，他们亦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法哲学/法理论、法社会学、法律史学、比较法学（此外可能还包括法经济学、法人类学、犯罪学、犯罪心理学、法医学、证据科学、法伦理学、司法统计学、法律与人工智能研究）等学科当作法学的辅助学科（法学家借助这些有关法律研究的辅助学问来多角度地从旁协助其审察和检验法理论证的正当性、可靠性和可行性），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些法学的辅助学科最终取代不了真正的法学（法教义学）工作本身。在此，我们可以把法学家们通过法学来寻找和证成（处理事项或问题之判断基准）的内在理据称为法理（拉丁文ratio juris，英文the reason of the law）。比如，刑法规定人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即，某个人在本人或他人面临不法侵害的时候，出于保护自己或他人正当防卫的必要，采取防卫的措施，不负刑事责任。第二步是分析和诠释，即，通过对法学概念的分析、解释来揭示其所定义的法律世界存在物（或建构物）、关系、状态、行为等等对象的法律（规范）意义（其中可能涉及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把事实和价值结合在一起分析讨论）。
追随莱布尼茨哲学路线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亦在1740-1748年间以几乎相同的理念撰写8卷本《自然法：依据科学方法的探究》，如此等等。而从13世纪中后期开始，知识的科学性问题逐渐成为所有学问（包括神学、物理学、医学、文法、音乐、天文学、政治学等等在内）必须正视的一个核心问题。
如此，它不仅是规范-评价（证成）意义上的正确性宣称（或正当性宣称），而且是与（本体论意义上）客观的法理之实在相一致的真实性宣称。其陈述（论述/论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识别和描述，即，基于特定的法学概念对于涉及法理的法律世界存在物（或建构物）、关系、状态、行为等对象进行识别、刻画和说明。
只有在澄清何为严格意义的法学狭义的法学单数的法学或原本的法学之基础上，法学家们才有可能找到其与上述诸种学问或科学进行联结的路径和方式。应当看到，法理连接着事实的世界与规范的世界，连接着不同民族—国家内部的（诸群体之间）文化分歧，连接着人们的个人信念、价值判断、情感关切与利益冲突，连接着某个特定的案件裁决（案件关联性[Fallbezogenheit]）与普遍的实践法则之终极意义的哲学追问，而且其中还可能伴随事实的具体性质与法律概念的抽象性质之间的巨大鸿沟，关涉研究者之认识兴趣（旨趣）的选择（认知选择），理论路径的确定，行为决定的逻辑论证及其权衡，规则确立的基础，规则的运用及其推理，法律概念与案件事实（案型）的规范描述与涵摄，如此等等。不按照教义学传统来建构法学，很可能是走调的的法学，而走调的法学就不可能发挥法律科学应有的认识功能（发现法律问题和分析法律问题）、评价功能（评价与审查个案裁判的合法律性与正当性）、检验功能（检验法律规范的解释、规范与事实的涵摄以及司法裁判的理由说明是否具有逻辑一致性）、减负功能（减轻不必要的法律论证之负担）和稳定功能（将以往的法律学说和司法判决方式巩固下来作为教义学知识），这样的法学很难在法学知识共同体内部获得认同，也难以归于真正的法律科学之列。法理在法律规定的诸条件之结构中客观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寻找法理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法学家似乎也可以接着说：从理想的角度看，法教义学也只应有一种知识体系，有统一的概念、原理或教义构成体。一、法学的科学性问题之由来 法学的科学性问题并非是由于当代科际整合的大背景而凸显并放大出来的一个理论议题，该话题由来已久。
由此看来，法学家解释有效（现行）的法律规定（法条），实际上是在通过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目光的往返流转而将有效（现行）的法律规定（法条）作为处理待决事项或问题之判断（或裁判）基准，且试图运用法律科学的证成方式来寻找并明示为何以此作为基准的根据（理由/理据）。不仅如此，法理问题的研究还可能面对特定事项/案件（即涉及案件关联性）诸冲突方（利益攸关方）之纯粹主观化的、非理性的理由（借口）争辩。
私法领域同样如此：基督徒可不可以和犹太教徒通婚？离婚的理由应该包括些什么？长子继承权是否允许？猎物可否赎回？几乎在法律的任何领域，科学的探讨开始之前，情感就已经选择了答案。三、法学之科学化作业的学科规准 上述内容有一点是明确的：法学乃研究法理的学问，正是法理问题的特质限定了法学的学科特性，并使之成为一门以问题-决定为中心、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上形成的实在法秩序为基础、采取诠释-评价的论证方式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解决法律问题）的（实践）规范性诠释科学。
由此可见，统一的法教义学概念是统一的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尽管有关法律的理论研究（法哲学/法理论、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比较法学等）可以是多元的，但法教义学知识体系必须是统一的，其前提就在于其使用的概念必须是统一且科学的。本文的重点在于讨论法学的科学性问题，试图厘清这个问题的由来，指出该问题探讨的难点之所在，寻求法学之科学化作业的学科规准。
相应地，随意杂乱地堆积法学上分歧的意见以及随意使用概念的法律学术肯定不适合担当呵护一国法律的生命及健康成长的科学责任。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法学通过历史积累并传承下来的一套用来寻找法理的专业论证技术（比如法律解释的方法）根本不适合用来探究有关客观（实在）的世界本身的问题（客观/实在的世界是什么有什么事情发生诸如此类问题），不能用来揭示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如物体受热后，温度升高，物体体积变大。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指出：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亦曾指出：一个国家的法律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有机进展的法律科学的呵护，后者作为技术要素成就了法律之独特的科学生命。
它基于不同的法律领域而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涵盖所有不同法律领域的所谓（法哲学/法理论层次上）抽象的法教义学体系。他们通过对法学这一门善良与公平的技艺之卓越掌控，在几个世纪里为后世创造了诸多有关市民法的著名规则（比如，处理无效遗赠的加图规则），共同参与塑造了罗马法及罗马法学的辉煌历史。
法教义学若要担当这样一种使命，其科学化作业必须具备一些学科规准和条件，由此才能形成法学认知的统一建筑学：（1）特定法律领域的法教义学必须具有一套为该领域的法教义学家群体统一共享的严密精确的法学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构成法学家独特地认识法律生活世界的工具，也是法教义学成为一门独立自治的（实践）诠释科学的基础。由此，法学界（不仅仅在中国法学界、甚至也在其他法域的法学圈）之内外迄今几乎不存在一个统一确定的法学概念及其定义：每个人大体上均按照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兴趣来理解和界定法学，以至于无论出自什么知识背景的研究者们对其涉及法律的研究，均冠以所谓法学研究，同时亦顺理成章地把各自所作出的在知识类型和知识旨趣上差异极大的种种成果毫无反思地一律称为（不甚严格的广义的）法学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进一步模糊了法学的学问/学科性质，且相应地损害着法学和法律的健康成长，影响法学在制度实践中的使命担当。
法学不是在真空中培育发展的，法学家也并非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不言而喻，这种特定的主体间确信的真理不具有事实性真理那样（依靠精确科学证明的力量而拥有的）绝对不容置疑（不可废止/不可推翻的）的确定性，法学真理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特殊的复杂的科学化作业，这个过程伴随着从意见不断向知识或真理的梯度上升。
病理学家说，疾病分类的体系只有一个原则。一切公法上的问题都贯穿着这些东西：要不要宪法？新闻自由还是报刊审查？两院制还是一院制？该不该解放犹太人？肉刑要不要保留？只要一提到这些问题，人们就会变得情绪激动。法学界人士则坚称：历代的法学家展现了严格从必然性和永恒性原理推导出来的学说形象，法律学科拥有法律形式上的第一原理，法学家在成文法上找到了他们的科学：成文法就是科学必须设定为不言自明的、真实的前提的第一原理。法学史上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即，历代法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或多或少关注有效（现行）的法律规定（法条），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入法学黉门起终身围绕有效（现行）的法律规定（法条）开展不足为外人道的专业内工作（阐释概念，解释法条，评注法典，论证判决，等等）。
但我们在这里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乌尔比安真的把法学当作是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为了对现实而急迫的法律（实践）问题提供有效的、统一科学的答案，为了获得对法律生活世界的稳定的理解，法学家们不得不按照教义学的规则和方式来构建法学，形成法学的规则和范式。
事实上，法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其（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中晚期以来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遭受其他学问（尤其是哲学、自然科学）的挑战、质疑和批判，甚至在很长的时期内被排挤于科学的殿堂之外。在这个时期，东罗马皇帝优士丁尼（Justinian I，亦译查士丁尼）于529-534年组织编纂并相继颁布的《民法大全》陆续被发现、修复、编校、注释，且得以应用。
他们作为法的祭司对于法律上的概念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确的直觉能力，对于现实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具有精准的判断、把握和命名能力。但从科学的角度看，任何个人（哪怕那些享有盛名的法学家）通过价值负载的认知阐释或评价性认知对规范和事实之关系所进行的识别描述分析诠释，以及对于待决的法律事项（法律问题）进行的判断和提出的主张，只应暂且被看作是体现其个人理解和主观确信的法学意见，而不能当然地被视为法学知识共同体共享的知识或法学真理，它们不能自始要求知识上的客观有效性，因为法学知识体系绝非是所有个人的主观性意见不加区分、杂乱无章的堆积体或未经任何论辩程序和知识确认程序甄别的意见库，它们绝不是单个孤立的主体沉思和独白式的言说之简单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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